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穆时英在小说里写道：“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门，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这“丽娃栗妲“（RioRita）就是上海市西的一条美丽的小河，后来又简称作“丽娃河”，再后来她成了一所大学里最鲜亮的风景，也成了很多很多人向往、享受和回忆中，最美好的名字。宋大祥就是这样一位带着美好记忆的人，不过，他与丽娃河的关系，不但是美学的，而且是科学的，因为他追求真知的历程，正是从这一泓清流荡漾开去。

 

　　宋大祥出生在人文荟萃、钟灵毓秀的浙江绍兴。1953年他从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被分配进入我校动物学研究班继续深造。建国伊始，教育部门在我校生物系开设植物学、动物学两个研究生班，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的尝试，主要目的是要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当时的生物系，拥有很多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其中不少都是留法留美归来的博士。动物学的师资力量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为动物学研究班开过课的本系老师就有我国原生动物学的开拓者张作人、实脊椎动物学家薛德焴、寄生虫和昆虫学家郎所、甲壳动物学家堵南山教授等，他们并不是单纯传授书本知识，而都是把自己研究所得认真细致地教授学生。

 

　　另外，学校还专门从外单位聘请专家给学生开设讲座，如复旦大学的张孟闻、实验生物所的庄孝惠（“惠”有单人旁）先生。老师们精心准备、充分发挥，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而且把一种刻苦钻研、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品质展示给了大家。宋记得当时津津有味地观察红虫的心脏跳动、草履虫的毛基体系统、水螅刺细胞发射刺丝，以及用针刺蛙卵做单性生殖实验（朱洗教授领导的课题组研究成功后拍了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除了在学校学习，动物学研究班也到野外实习。在张作人、堵南山、郎所的先生的带领下，宋大祥和同学们去了青岛、烟台、天目山等地方，从老师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增长了知识也丰富了阅历。宋大祥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老师还组织研究生每人写一篇文章，他当时写了《水螅》一文，由开明书店作为活页单行本出版。他认为当时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是超前的，即使在今天也有可借鉴之处。他得益上面提到的几位老师，尤其是对毕业后继续指导和关心他的堵南山老师等，他表示深切的感谢。

 

　　平时上课、实验之余，休息的时候，宋大祥和同学们也会在雅静的校园里面散散步，在美丽的丽娃河上泛舟。但他在享受风景的同时，也忘不了打开自己科学的视野，观察着青蛙、鱼等各种生物。比如，在丽娃河的桥洞下第一次见到很少见的淡水海绵，还采回实验室内在解剖镜下观察包在芽球外面的像线轴状的美丽骨针。他和同窗好友一起观察青蛙怎样变态，蟾蜍怎样眼睛一闭一闭的把一条长长的蚯蚓吞噬到肚子里，观察从一只昆虫的腹部怎样钻出一条长长的像黑色细铁丝般的铁线虫，宋大祥回忆说，那时的校园真是奇花异草美不胜收，只要细心注意既可学到不少知识，又能陶冶性情，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描写的那种情景，至今回想起来犹意味无穷。既是科学的探索着周围世界的秘密，又像带着几分天真和童趣的心情似的。

 

　　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宋大祥服从组织安排，被分配到哈尔滨师院担任助教。哈尔滨相对于上海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天寒地冻，生活不便，但他安下心来把在研究班所学的知识用于做好教学工作。1956年，为响应党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生。1957年春到所就读不久，开始了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大跃进时，他随所内同志到山西的一个国营农场培养鱼苗，通过集体的努力，用科学育苗，使该农场扭转了亏损局面。随后在所的三门峡工作站担任浮游动物组组长，为建立大坝对黄河生态可能的的影响积累资料。在白天之余，他利用晚间的空隙自学。

 

　　农场晚上九点钟就熄灯了，他硬是在昏黄的油灯底下，翻译出了一部有关微生物的俄文著作。说到外语学习，他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学，译著是从俄文字典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没有什么人是天才，努力、勤奋才是取得成功的惟一途径。1960年他奉命回城，全心投入了毕业论文中，并按时通过了课目考试和论文答辩。从此留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当时国家强调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宋大祥的研究也不是尽量和生产发展相联系。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河蟹急剧减产，他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幼蟹洄游受阻是减产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了在浅海捕捞蟹苗投放到淡水湖中的建议。他在研究中发现有两种水蚤在鱼苗培育中有吞噬鱼胚和鱼苗的现象，从而找到了有时鱼苗孵化率突然降低的原因。60年代和70年代，他遵照导师沈嘉瑞教授的意见开始研究甲壳动物和蛭类。浮游甲壳动物淡水枝角类和桡足类是鱼类重要的饵料生物。他作为主要编写人之一的《中国桡足类志》（1979）是我国第一本无脊椎动物志，也是国际上迄今最详尽的同类专著。

 

　　由于内容丰富，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迅即被日本水野寿彦教授在1994年全文译成日文出版（宋协助并作日译本序）。他对海鱼寄生桡足类进行研究，发表2新属、7新种和14个中国新纪录，编著了甲壳动物图谱第四册。蛭类与人的经济活动关系密切。在浙江一带蚂蟥横行时，他深入田间研究吸血蚂蟥，揭开了蚂蟥的构造、生殖之谜，并且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关于蚂蟥的著作《蚂蟥》，提出了驱避的办法。在《蚂蟥》一书中，对我国的蛭类首次作了全面的整理，发表的新种中包括海南山蛭、天目山蛭、珠峰山蛭等最习见的吸血蚂蟥。蛭类学权威英国的Sawyer博士在其三卷巨著Leech  Biology  and  Behaviour（蛭类的生物学和行为）中引用有关资料时，称赞为“中国淡水蚂蟥的杰出概要”。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保护自然、恢复生态平衡的浪潮。我国的农业种植业生产，也开始从原来以单纯的化学防治，逐渐转移到了综合防治的道路上。对于各地植保人员纷纷反映的农田害虫猖獗，科学工作者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在害虫少的农田里，往往有它们天敌的存在，其中蜘蛛的比例一般要占到60%-70%。鉴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宋大祥把研究重点从甲壳动物转到在当时我国很少有人涉足的蛛形动物，并得到了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从此，他便完全沉浸在“蜘蛛王国”的精彩世界里了。

 

　　在大自然中，已知蜘蛛约有四万种，是陆生动物中仅次于昆虫的第二大类群，远远超过鸟类和兽类的总和。为了给蜘蛛的属、种以正确的分类，确定它们所处的地位，宋大祥走遍了有代表性的省区，采集到大量的标本，为科学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30年内共发表论文约210余篇，专著4本。建立2新亚科、12新属，发表290余新种。经过深入的研究，纠正了德、美、法等国学者在研究我国蜘蛛中的大量错误。他在承担动物学发展战略报告的同时，还主持了动物学审定词的重要工作。并出版了《中国动物志?蟹蛛科》、《动物科学》、《动物学名词》、《中国西南武陵山地区无脊椎动物》等著作。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为了欢庆这举世瞩目的时刻，宋大祥在平时的科研工作中挤出时间完成7篇有关香港蜘蛛的论文，在该年以“Hongkong(香港)”作为拉丁文命名蜘蛛1新属10新种，而命名的年代即为回归的年代，这有着特殊的意义。面对着祖国的强大和昌盛，献上了一位科研工作者在香港回归之际的最诚挚的问候，庆祝香港的顺利回归。

 

　　为了推动我国的蛛形学研究，开拓蛛形学研究的新领域，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宋大祥与同行共同努力，筹建了中国蛛形学学会和创办了《蛛形学报》，并与美、英、法、德、俄、日本等国的蛛形学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9年完成的The  Spiders  of  China（中国蜘蛛）专著，对自1798年以来中外学者记述的2361种蜘蛛进行了系统的清理研究。这一成果成为今后国内外蜘蛛学研究者的必备资料。

 

　　鉴于宋大祥在蛛形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国际蛛形学会会长Platnick  博士在他1989－1997年出版的三大册Advances  in  Spider  Taxonomy（蜘蛛分类学进展）中引用了他的全部资料，并在序言中首先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日本小野博士在一本有关蟹蛛科的专著中采用了他对该科的有关分类观点。原东亚蜘蛛学会会长八木昭健夫教授评价他为“中国蜘蛛研究的首席”。八木昭健夫并鉴于宋已担任国际蛛型学会的理事和中国已成立了自己的学会，认为日本的学会再冠以“东亚”两字已与实际不符，何况“东亚”两字易引起“大东亚”的联想。因此，他在1980、1983年的该会两届年会上两次提议将“东亚”  改为“日本”。并在1986年该会18届年会上，再次提出建议。此动议虽仍遭部分会员反对，但经激烈争论后，最终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决定到1988年将使用50年的学会名称改为  “日本蜘蛛学会”。

 

　　两年后的1988年，此改名决议固然生效。通过这件事他深深体会到，让国外学者改变观点和态度是极难的，但如果你在学术上得到了他的认可，那就容易得多。科学研究的空间极其广阔，一个人就其精力来说只能在一个特定领域做一点工作。然而，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去做，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有所突破，综合起来就必然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外国人也正是从某一点上认识中国的。如果说他在改名问题上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他的学术研究的作用。

 

　　1999年宋大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不断在事业上向新的目标进发。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他身在海南，从爽利的语气中可以想见他坚实严谨的研究作风。谈论起母校，这个科学家很动情的回想起师长、同学，回忆起美丽的校园，滔滔不绝讲述着当年的故事。祝愿他的求真之路和追寻善、感受美的人生旅程一起，向前延伸。

    

来源：我校    责编：张玲玲